摘要：近年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倡的“贸易保护”、“单边主义”等去全球化手段甚嚣尘上，使得全球命运共同体构建进程受挫。加之，受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正在加速向本地化、区域化方向演化发展重构。在此背景下，通过探究新的国际环境下，我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对于构建更加开放、合作与共赢的多边贸易投资合作方案具有重要意义。是应对全球经济下行，稳定国内经济平稳增长以及突破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与“去中国化”封锁线、探寻新的国际贸易增长极的有效途径。我们的主要研究认为，依托我国现有的基础设施建设竞争力与良好的国际品牌，加强与沿线国家在电力、能源方面合作，把握数字化进程机遇，推进构建更加深入、广泛的合作模式，是实现与沿线国家建立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的重要手段。其次，通过打造更加灵活、优质的合作环境是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制造业、农业等产业链条中建立优势互补合作模式，稳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地位的有力支撑。同时，要注重对现有重点产业链中关键技术的引进以及对新兴产业关键环节技术的创新培育，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可控性。

一、国际局势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第一，“新冠疫情”推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重新布局。2020年初，受“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大规模断点现象，导致国际循环进程放慢。在此次疫情冲击下，我国迅速响应，控制疫情在国内蔓延，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但由于产业联动作用，国内电子、汽车等相关产业依赖进口关键原材料，出现供应短缺导致成本上升问题，对相关产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与此同时，由于新冠疫情对国内国外的影响出现时间错位，导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建设合作项目出现较长时间范围的停滞现象，对构建深度融合的世界经济体系产生一定影响。基于此，立足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依托国内优势资源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打造自主可控的内循环产业链，积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产业发展路径，成为后疫情时代建立国家高度稳定、协同、高效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

第二，成本优势下降推动产业链转型升级。随着我国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中国制造”依靠成本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已经逐渐褪去，进而转移到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对产业转移的趋势，我国传统制造业必须要经历从低成本优势向高效率协同优化发展方向的转型升级，力争通过提升产业链高效稳定运行，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打造新的中国制造业国际品牌。以此引导外商来华投资，促进内需，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落地。

第三，逆全球化与西方国家制造业回流计划使得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新布局。后疫情时代，国际经济下行带来西方国家开始推崇制造业回流计划，直接原因是意在通过制造业回流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其国内经济增长。但深层次原因是借此摆脱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实现遏制中国发展的政策手段。面对近年来西方国家“单边主义”、“贸易保护”等逆全球化行为手段，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应对西方国家对中国产业的打压，借力“一带一路”战略方案，实施更加开放的合作共赢多边贸易方式，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是中国维护自身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地位的有效手段，也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竞合关系

自2013年我国开始实施“一带一路”对外多边贸易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实现大幅度增长。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稳定、高效运行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化分工合作、推动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但目前西方少数国家施行的“贸易保护”、“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政策手段使得国际经济环境风险系数上升，加之“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正在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向本地化、区域化方向演进发展，使得构建全球高度协同、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进程受挫。在此背景下，以开放、合作与共赢为基本原则，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产业链条中开展多环节深度分工合作，是应对全球经济下行，稳定国内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突破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与“去中国化”封锁线、探寻新的国际贸易增长极的有效途径。随着国际局势的日益复杂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也日新月异。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准确研判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方面的竞争与合作问题，成为稳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建设进程中国际地位的必要手段，也是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危机的有效支撑。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助推“走出去”战略落地。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与沿线国家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的典型案例。目前，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涵盖公路、铁路、电网、发电等等多种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019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2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6944份，金额达1548.9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正在加紧推进城市化进程，对基础建设需求日益增长，而我国凭借强大的基础建设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已经成为沿线国家进行基础建设项目投资的重要合作伙伴。可以预期这一趋势仍然会随着沿线国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短期甚至长期阶段内进一步增长，成为我国“走出去”战略落地的重要途径。而另一方面，沿线国家自身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这种趋势背景下，如何保持并扩大自身优势，提供更加符合沿线国家自身需求特点的对外承包工程实施方案，成为维护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共赢发展道路的有力方法。

第二，数字经济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信息时代，世界各国对于建设广泛互联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社会愿景越来越强烈。相关研究表明数字化建设程度的提高可以有效拉动国家经济增长、推动国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基于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4G和5G基站、光纤网络、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应用市场需求巨大，这将成为未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的合作增长点。而在数字化通信技术方面，我国的5G通信是为数不多的基于自主知识产权占领产业链顶端技术的国际优势产业，未来与沿线国家广泛开展数字化建设项目的合作空间巨大。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胁迫其他国家抵制我国高科技公司在其他国家的投资建设，扰乱国际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优势产业的良性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建立更加灵活有效的国家间贸易投资方案和合作模式，是助推我国优势产业“走出去”的关键。

第三，制造业转型升级，重构全球布局。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产业振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支撑。“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广阔的机遇。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融合效益日益显现。制造业在我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占比从2013年的6.4%上升到2019年的14.8%，其中，2019年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资62.7亿元，占制造业投资的31%。截止2019年末，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001.4亿美元。

在全球制造业的专业分工中，我国在过去依靠人口、土地、政策等优势，迅速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在基础材料、电子元件、电子产品、化工以及交通运输及设备制造等行业均采用了全球技术标准，本土厂商已具备独立生产60%以上技术的能力，技术市场的本土化趋势日趋明显。与此同时，中国的研发支出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但由于我国制造业企业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中端，也是价值链的低端，当前正面临着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境。尽管诸多科技企业在关键领域占据了可观的市场份额，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半导体和光学设备等核心技术上仍存在“卡脖子”问题。在从大到强的转型升级的发展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提供了机遇。推进我国制造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布局，有利于我国企业更深更广地融入全球供给体系，共同探索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贸易新规则，让处于不同工业化进程阶段的国家都有所受益，提升我国制造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第四，农产品贸易互补，合作实现共赢。粮食和农业是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首先保证国内粮食绝对安全，然后逐步探索有效机制，以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配置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不断深化国际农业和粮食安全合作，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推进建立全球农产品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加强我国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

随着经济社会和农业技术的发展，以及各国贸易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发展迅速，且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主要集中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4个国家，贸易额占“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差异明显，农产品贸易具有较强互补性，尤其是东南亚、南亚和中东欧国家，与中国重叠的优势农产品不多，因此存在着较大的农产品贸易空间。通过合作，可以将各自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进口其他国家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这也意味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发展潜力较大，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合作将给双方带来较大利益。

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背景下的政策建议

第一，大力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合作。依托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竞争力与良好的国际品牌，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化建设进程中的深度合作。要发挥我国的5G通讯技术在产业链条的领先优势，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突破口，大力推进我国优势产业技术在不同国家采用多样化方案进行落地应用，为沿线国家建设数字化城市社区提供中国方案。反之，促进我国数字经济产业的国际影响力，以此突破美国在高技术产业对中国的封锁与牵制。

第二，鼓励我国能源电力企业参与沿线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为我国能源电力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广阔的合作机遇。沿线许多国家深受电力短缺问题和电力基础设施不足问题的困扰，具有迫切需求修建现代化的能源电力基础设施，以保障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在水电、火电等行业发展迅速、经验充足，可以利用我国全球领先的技术优势，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促进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电力行业的技术实力和品牌形象。

第三，打造优质稳定制造业合作环境。以推进制造业产能为核心内容，让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凝聚共识、搭建沟通机制、建立合作平台，以稳定扩大成果与范围。加强制造业产业园区建设，以当地工业化进程发展需求为导向，引入我国的制造业产能、技术，同时推进相关制造标准的设立。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合作，把制造业合作领域从基础设施提升到高端装备制造，推动建立新的国际制造产业链与供应链。

第四，发挥沿线国家农产品互补优势。基于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的现状和当前世界形势，可适当减少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依赖，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贸易合作。鼓励我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农业食品生产、加工、物流、营销及贸易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深度参与国际农业和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充分发挥共建“一带一路”在拓展农业国际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构建持续、稳定、安全的全球农业食品产业链和供应链。

第五，把控产业链关键环节技术。构建更加完善的市场竞争国内环境，合理引进拥有全球重点产业关键技术企业在华投资，倒逼国内相关企业创新突破，快速降低中国在现有产业链条中，对关键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稳定性、协同性，构建更加灵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完善新兴产业产学研协同创新激励机制，创造国内新兴产业竞争优势，培育产业链关键技术攻关人才。以创新铸造我国新兴产业在国际化分工中的重要作用，以此推动更多产业向全球产业链高端技术环节攀升。

林伯强  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