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是世界上粮食最短缺的大洲，也是决定2030年国际社会能否实现“零饥饿”目标的关键地区。《2023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指出，预计2030年将有近6亿人长期食物不足，全世界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消除饥饿的具体目标方面挑战巨大，其中非洲的形势尤其严峻，非洲饥饿人口比例是全球平均的两倍多。深化中非农业合作，帮助广大非洲国家摆脱饥饿和贫困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当务之急。因此，分析新形势下中非农业合作基础、挑战与对策，对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非洲农业发展基本情况

农业是非洲最主要的支柱产业，是大多数非洲人的主要生计来源，虽然非洲在发展农业上具有土地、光热等自然禀赋优势，但是却陷入农业发展水平低，粮食安全问题严峻的困境。

从产业地位上来看，农业是非洲的经济命脉。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农业GDP占总的GDP比重大约为30%-40%之高。目前非洲人口约为14亿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2/3以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非洲农业粮食体系从业人员达2.9亿，如果把相关的贸易和运输活动统计进来，农业粮食体系为非洲提供了62%的就业。

从农业劳动力素质上看，非洲农业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非洲是文盲重灾区，全球成人识字率最低的10个国家，有9个是在非洲，其中，非洲妇女的识字率更低，普遍低于平均值8-15个百分点不等。在非洲，农业生产多以家庭为单位，妇女儿童也参与其中，非洲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水平被进一步拉低。

从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看，非洲农业仍以原始小农经济为主，农业现代化水平低，生产效率极其低下。撒哈拉沙漠以南广大地区仍有75%的农民依靠使用手工工具耕地，使用拖拉机仅占5%。按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2010-2021年，非洲单位耕地面积肥料消耗量和农药使用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20%。粗放的生产方式和低现代化水平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例如，非洲目前各国耕地总面积为245万平方公里，约合37亿亩，一年只能收成126万平方公里的粮食，约合19亿亩，亩产仅109公斤。

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来看，非洲农业硬件基础设施严重薄弱，包括水利、电力、气候监测预警、运输等诸多领域。在非洲，仅有1/3农村有公路；港口方面，非洲出口集装箱吞吐量仅为每千人15个标准箱；在水电方面，全洲仅有5%的水电资源得到开发利用，大陆电网覆盖率只有10%，人均用电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有90%的地区没有通电。非洲水资源紧张，灌溉用水严重不足。此外，非洲农业也缺乏全天候气象预警能力，气象预警硬件设备普及率、利用率极低，基本上停留在“靠天吃饭”的阶段。

从农业产业结构来看，非洲农业总体上重经济作物，轻保障型粮食作物，产业结构有待优化。非洲粮食作物以玉米、稻谷、小麦为主，经济作物以棉花、木薯、油棕、可可、咖啡、腰果、芝麻为主。畜牧业主要包括活畜、加工肉类、蛋奶生产。渔业以内陆捕捞为主，海洋和近海养殖有限。

从农业进出口贸易来看，非洲农产品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对外依存度高。非洲有65%尚未开垦的土地，但是有30%的粮食必须进口，主要口粮严重依赖进口。从出口上看，非洲主要出口经济农作物，多为原材料或者初级加工农产品，产品附加值低。非洲是世界可可、咖啡、腰果和芝麻的重要生产和出口基地，是非洲农产品出口创汇的主要来源。根据WTO数据显示，2021年，非洲大陆进口农作物和粮食1033.19亿美元，出口646.26亿美元，逆差约为386.93亿美元。

二、中非农业合作基础

中非农业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在农业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与非洲的水土资源、劳动力资源形成互补，有利于合作扩大生产，形成新的农产品供应链；非洲拥有丰富的热带农业资源，与中国的温带为主的农业资源形成良好的农产品供给结构互补性。

中非农业合作也有着悠久的历史。1959年，中国向几内亚政府提供粮食援助标志着中非农业合作的开始。几十年来，中非农业合作从无偿援助逐步向互利共赢商业合作模式升级。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非农业合作再上一个新台阶，在“五通”方面全面提质升级。

在政策沟通方面，中国在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中非合作论坛上先后提出“十大合作计划”、“八大合作计划”和“九项工程”，加强与非洲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农业合作。目前，中国已与近30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农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和协议书，实现了农业合作层面的政策有效对接。

在基础设施联通方面，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中国就援助非洲建设了加纳阿菲费灌溉工程、布基纳法索三个水稻垦区、赞比亚中赞友谊农场等大型农业基础设施。2015年，中国宣布在100个非洲农村实行“农业富民工程”，帮助非洲乡村兴修水利灌溉措施。2019年，中国与非洲国家签署了加纳一揽子农村电网、几内亚阿玛利亚水电站等惠农工程。

在贸易畅通方面，中国许可非洲国家的近400种农食产品对华出口，并主动给予27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98%输华产品免关税待遇，免税税目几乎涵盖了中国在非所有农产品。2023年，中非农产品贸易额达到93.5亿美元，比上一年同比增长6.1%，占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2.8%。广阔的非洲农业市场也吸引了中国的企业和产品的进入。例如，隆平高科在加纳、坦桑尼亚完成大豆、玉米种子品种注册，并开展农药化肥农资销售；中联重科RK704轮式拖拉机在非洲销售超过5000台。

在资金融通方面，截至2022年底，中国企业对非农业投资存量超过7亿美元，投资范围从传统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畜牧及水产品养殖向上下游的育种、制种、农机本地生产、仓储加工等全产业链不断拓展，有力缓解了非洲农业发展融资难的窘境。

在民心相通方面，人道主义应急援助、科技合作和人才培养是中国推进中非农业合作的主要抓手。中国在第六、七届中非合作论坛上承诺向非洲受灾国家累计提供20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2013年以来，中国累计帮助50多个非洲国家建立了20多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国与埃及成立了农业绿色发展联合实验室，开展遥感监测和水源高效利用联合研究；中国与肯尼亚成立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研究促进生物多样性。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农业科学院已培训了1530多名非洲籍农业技术人员，2023年7月，来自38个非洲国家的276名博士生接受了技术培训。此外，中国每年还为非洲农业技术人员开办培训班，培养本土专业化农业人才。

三、中非农业合作面临的挑战

在中非合作论坛和“一带一路”倡议大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取得诸多新进展。与此同时，中非农业合作仍然面临不少挑战。

一是非洲许多国家制度软环境不稳。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政局动荡，安全形势堪忧，导致大量项目出现投入后中断、再投入再中断的循环怪圈；其次是法治水平低下，法律制度不健全，无法解决商业合作纠纷，而且大多数非洲农村地区处于三不管地带，农民多为“法盲”，即使有法也并不依从；最后是地方政府腐败问题严重，执法不规范、操作不透明、“吃拿卡要”现象普遍，这些问题加剧的农业投资合作的不安全感。

二是气候变化制约非洲农业发展。非洲是受气候影响最大的大陆，气候环境恶化让本就脆弱的农业雪上加霜。非洲气温上升速度高于全球水平，降水量异常也让旱涝异常和土地荒漠化的情况加剧。同时气象灾害也会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气候异常导致病虫害频发，也破坏了现有的农业基础设施，让农作物产量进一步下滑。

三是非洲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导致中国对非农业合作传递效果不佳。这里的农业现代化包含人口素质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等多个方面。显然，非洲农业在以上方面都存在严重短板，这种现状导致中国对非农业合作项目传递效果不佳，落地之后出现“虎头蛇尾”的窘境。同时，由于非洲各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各异，这导致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农业设备无用武之地，部分援非农业示范项目与非洲国家实际契合度较低，出现“费力不讨好”的现象。

四是中非农业合作面临国际竞争加剧和国际舆论恶化风险。除了中国，其他大国近年来也加强了对非农业投资，与中非农业合作形成了竞争关系。例如德国在2016年就提出了“非洲版马歇尔计划”，力争到2030年投入1200亿的援非资金；英国在2020年召开了首届英非投资峰会；美国也在2022年公布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援助新战略。在同中非农业合作展开竞争时，西方国家也通过媒体舆论污名化中国对非洲农业合作，主要从转嫁污染、掠夺资源、经济殖民的角度歪曲中国对非洲农业合作意图。

四、新形势下加强中非农业合作的对策路径

根据非洲农业发展现状和中非农业合作面临的挑战，新形势下，中国应夯实巩固中非农业合作发展成果，并因势利导地加强以下工作：

（一）制定差异化的对非农业合作规划

加强对非洲各国国情、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生态、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农业发展水平等情况的持续跟踪了解，并作出科学研判和规划，制定差异化的非洲农业合作援助计划。对农业发展水平落后非洲国家，以帮扶解决饥饿问题为主，通过农业帮扶解决温饱问题。对农业发展有一定基础的非洲国家，农业合作以带动当地农民实现小康致富为目标，积极引入先进科技和“电商+”营销模式带动当地致富。对农业相对发达的非洲国家，可强强联合发展智慧农业，推动非洲农业绿色智能化转型升级。

（二）完善中非农业合作产业链

中国要深度开发非洲当地市场和海外市场，积极与当地中间商或批发商进行合作，以市场化方式帮扶非洲国家培育特色农业产业。继续扩大非洲优质特色农食产品进口，建立非洲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海关可采取“前检后仓”模式，提高通关效率。推动涵盖农产品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全产业链合作，共同提高非洲农产品本地化加工能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鼓励中非企业合作探索农业、畜牧业同生态友好型旅游业融合发展，建设运营农业生态观光园，延伸产业链，打造中非合作生态产业链。

（三）以“传帮带”提升非洲农业发展现代化水平

中国要进一步整合运用好中非农业科研机构“10+10”机制、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援非农业专家、境内外培训等资源，示范推广垦荒、种植、灌溉、养殖、捕捞、基础设施修建等领域的先进农科技术，并将技术的指导和示范贯穿整个作物生产周期。要培养农业国际化人才，完善培训推广模式，重视有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国际化人才培养，让农业科技人员“走出去”，同时改善在非农业技术专家的待遇，建立完整的激励机制。要共同推进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减贫专项合作计划，与非洲国家在农业绿色发展、植物保护、经济农作物生产与加工等领域共建联合实验室，成立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实现科技成果共享。

（四）加大对非农业资金扶持

面对在非农业合作“资金少，融资难”的问题，中国应在国家层面尽快建立境外农业投资的专项扶持机制，加强资金补助支持，并加快国内银行走出去的步伐，为入驻企业提供货币兑换、企业贷款等便捷服务。同时，中国要利用好丝路基金、中非发展基金、中非产业合作基金，并积极寻求与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世界银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机构合作，构建完备的金融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地降低对非洲投资企业的资金约束和资金焦虑。多投资“小而美”的惠农工程，让当地农民亲身感受到中非农业合作红利。

（五）增强非洲农业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面对气候变化对非洲农业的巨大冲击，中国应加强与非洲各国在气象领域的合作，共同应对气候挑战。在顶层设计上，可将气候治理作为重要领域写入中非农业合作的整体规划中，并将气候合作列入优先级。加强在全非洲的气候监测预警设备设施建设力度，编织紧密的气候监测信息网，建立完备的应对气候变化预警体系。此外，应强化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伙伴关系，加强产学研用之间的合作。

李 丹 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王丽君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赵达为 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行政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