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丹，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李欣，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博士生研究助理、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近年来，欧洲议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崛起过程中呈现出联盟化趋势，并通过疑欧主义立场增强其凝聚力，逐步从体制外抗议者转变为制度性参与者。这些联盟多以疑欧主义为共同立场，围绕控制移民、收回主权、反对绿色转型等议题展开协作。从生成机制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化是制度激励、资源整合与危机催化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变迁过程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经历了从技术性联结向结构性嵌入、从对抗性“硬疑欧”到策略性“软疑欧”的转向，受制于结构稳定程度与疑欧主义强度的交互影响，呈现出制度嵌入、策略整合、边缘生存与危机驱动四种类型。总体上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正在重塑欧洲议会的政治格局，加剧了欧盟政治碎片化风险与民主政治代表性危机，成为影响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变量。

关键词

欧洲议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政党联盟；疑欧主义

本文载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5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21世纪以来，欧盟遭受多重危机冲击，为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动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虽然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在政治光谱上存在差异，但反全球化、反欧洲一体化、反主流政治是他们共同的议题。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借助欧洲议会选举快速整合，结成跨国党团，在欧洲议会内形成联盟。这标志着民粹主义政党正在从国家层面的抗争转向超国家场域的博弈。因此，探究欧洲议会内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化的形成机制与行动逻辑，成为探究一体化未来走向的关键命题。自1999年起，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就尝试组建欧洲民主与多样性党团（Group for a Europe of Democracies and Diversities，EDD），但受制于党团内左右翼分歧，其影响力长期被边缘化。2009年欧债危机后，以民粹主义、疑欧主义、民族保守主义为纲领的欧洲自由与直接民主党团（Europe of Freedom and Direct Democracy，EFDD）、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European Conservatives and Reformists，ECR）突破传统分类，逐步实现从体制外抗议者到制度内博弈者的身份转型。本文拟重点分析欧洲议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化的生成机制、发展历程与类型划分。

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化的生成机制

在欧洲议会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正逐渐通过跨国合作结成议会党团，联合反对亲欧主流阵营，增强制度内的发声与影响力。关于政党结成联盟的动因，学界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欧洲议会党团形成取决于政策一致、职位动机、寻求选票三个方面。二是认为信仰是形成和维持联盟的主要因素，行为者的协调模式以及法律权威、公众支持、信息、资金和领导力等资源决定了联盟的战略能力。三是认为意识形态是政党的内生因素，国家和超国家的制度为政党联盟提供制度因素，经济危机、移民等外部事件也会对政党联盟的形成产生影响。四是认为民粹主义政党通过组建执政联盟和行动同盟推行政策，其内在动力是追求组织利益最大化，外部因素则包括主流政党的代表性危机和竞争性体制的推动。虽然这些成果从不同方面研究了政党联盟的形成动因，但对联盟的变迁及其结构的稳定性缺乏系统性解释。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提出新的分析框架，探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化的动力机制与结构特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生成机制是制度激励、资源整合、危机事件三重因素互动的结果，并呈现出从生成到维系再到重组的变迁过程，形成不同的联盟化组织形态。这一分析框架不仅反映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的复杂性与脆弱性，还有助于解释联盟变迁的行为逻辑与联盟化的类型特征。

（一）制度激励：联盟生成的内驱力

欧洲议会的组织制度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生成的重要因素。首先，欧洲议会选举制度的开放性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并获取席位提供了机会。1979年欧洲议会首次直选以来，逐步确立以比例代表制为基础的选举规则，以确保各成员国政党在欧洲议会中的代表性。这种制度设计相较于多数代表制而言，对小党和非主流政党的容纳性更强，使小党有机会获得席位，以避免“赢家通吃”导致民意扭曲。这一制度安排使欧洲议会成为一个政治多元表达的平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仅能够进入欧洲议会获取席位，而且还能通过联盟扩大影响力。

其次，欧洲议会党团制度的资源与权力分配机制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化提供了动力。根据欧洲议会规则，正式党团的设立需满足“双重门槛”要求——至少23名议员，且来自至少7个成员国。在欧洲议会制度框架下，只有党团有资格获得欧洲议会的财政资助，竞争议会各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并在议会讨论中享有发言权。这实质上对非联盟政党形成了制度性排斥。此外，党团身份不仅在欧洲议会内部具有制度功能，还有助于提升成员在本国政治中的合法性与影响力。党团享有结构性资源分配权，包括议会委员会席位比例、立法修正案提交、辩论时间分配等；同时具备程序性参与权，如参与议长选举提名、预算委员会决策协商等核心政治过程；还可以通过党团间的政治协商与投票联盟影响欧盟层面的立法进程与政策走向。欧洲议会党团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使得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突破个体议员的局限性，形成组织化的政治力量。

最后，欧洲议会内部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议事参政提供了灵活空间。主流政党经常通过“大联盟”机制控制议程设置权并排斥边缘化党团。因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非正式发言渠道、联合立场声明以及象征性议题操作，来扩大其话语空间。民粹主义政党善用社交媒体，直接与选民沟通，已成功将难民问题、经济主权、反“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等议题政治化。总之，欧洲议会的组织结构与规则体系不仅构成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生成的制度框架，也通过资源分配激励与排他性约束，塑造着政党跨国联合的行为逻辑。

（二）资源整合：联盟维系的推进器

欧洲议会制度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的生成提供平台，但其后续的稳定维系则更依赖于联盟内部的资源整合能力。首先，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获取议会资源对于联盟维系起着重要支撑作用。在欧洲议会中，右翼疑欧主义政党之间的合作通常是基于“纯粹战略和功利主义”原则。联盟长期稳定需通过党团内部合理分配稀缺资源来满足各成员党的利益诉求。而党团规模直接决定其资源份额与议会影响力。这迫使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竭力维持联盟结构以持续获得制度红利。

其次，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议题政治化”实现最低限度的政策协作，从而增强联盟的可行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间在国家利益、政治传统与政策倾向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联盟维系是基于对部分关键议题的共识构建，如限制移民、国家主权及疑欧主义立场等。这类议题不仅能够激发中东欧、西欧、南欧等不同区域选民的情绪共鸣，具有广泛的动员潜力，还能保持联盟在实际政策运作中立场的一致性与行动的协调性。

最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反建制”的集体身份在联盟维系中亦发挥重要的凝聚作用。民粹主义党团通过共同的疑欧主义立场构建其“反一体化”的集体身份，提升联盟的外部识别度与内部归属感。这种“符号政治”的建构有助于在缺乏深层一致性的前提下，形成制度化的象征纽带，维持联盟的组织凝聚力。如法国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RN）、意大利北方联盟（Lega Nord，LN）等通过社交媒体构建“反精英”“反布鲁塞尔官僚”叙事，将难民危机、经济衰退归咎于欧盟“主权剥夺”。在欧洲议会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基于议题协作和集体身份建构组成跨国党团，通过联合行动对抗并施压亲欧建制派政党。

然而，资源导向下的策略性整合也伴随着显著的结构性张力，成为联盟维系过程中的潜在挑战。一方面，党团成员之间在历史叙事、意识形态与国家战略上的异质性，使其难以在核心议题外实现广泛的政策协同。另一方面，党团内部资源分配不均导致主导政党与边缘政党之间的地位失衡，也会引发内部权力冲突。总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通过资源整合、策略协作与身份建构来强化合作的可持续性，但其内在异质性与资源不平衡问题也为联盟的稳定性埋下不确定性隐患。

（三）危机事件：联盟重组的催化剂

危机不仅重塑了欧洲一体化的政治议程，也极大改变了政党联盟的政治机会，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跨国合作的重要催化剂。危机既可能成为联盟扩张的机会窗口，也可能因议题压力、成员国分歧而成为引发联盟内部分裂的导火索。

一方面，结构性危机往往会削弱欧盟的治理效能与合法性基础，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将自身诉求议题化、政治化创造条件。例如，2009年爆发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导致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矛盾持续激化。这场危机暴露出欧盟的财政协调机制与成员国经济韧性间的深层结构裂痕，并强化了欧盟内部权力与经济不平衡的“核心—边缘”叙事。同样，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引发的边境治理冲突及成员国间的政策分歧，使“民族边界”“主权控制”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凝聚人心的新政治共识。

另一方面，危机事件也使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呈现出高度的波动性与重组可能性。在制度压力之下形成的工具性联盟，一旦外部危机催化，其内部结构往往经历先松动后收缩再整合的动态演变过程。因此，危机事件作为外部变量，既重塑了欧洲议会的议题结构，也重构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空间与联盟逻辑。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危机可以激发社会焦虑、放大制度裂痕、强化反建制动员，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生成与重组的重要催化剂。

此外，危机事件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极具动员效力的议题资源与情绪场域。欧盟在危机应对中的迟滞与分歧不断积聚社会不满情绪，使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得以有效整合社会焦虑、政治怨怼与制度幻灭感，并将其转化为反一体化的政治资本。危机事件虽然提升了民粹主义联盟的动员能力，但也暴露出其对外部情境高度依赖、对议题资源强烈敏感的特征，从而导致联盟结构的阶段性、不稳定性与事件驱动性。

图1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化的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在欧洲议会中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生成到维系再到重组的动态循环，这一进程不仅反映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制度压力下的适应性调整，也揭示了其联盟形式的阶段性与波动性。如图1所示，在联盟的生成阶段，议会资源的制度化分配机制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联盟动机，使其即便在意识形态分歧显著、利益多样的情况下，亦倾向于以最低限度共识促成形式上的联合。在联盟的维系阶段，资源协调与议题选择成为维持其短期稳定的关键要素。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通过议题政治化与象征性身份建构，在特定领域内维持合作基础。但受制于组织纪律薄弱、协调机制缺失、纲领不尽统一，其合作多为功能性而非制度性。一旦外部危机发生或内部矛盾加剧，联盟便易陷入结构松动与成员流失，进入重组阶段。此时，各政党通过策略性流动和临时协同重新调整联盟结构，表现出较强的柔韧性与灵活性。这一循环不仅揭示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的高度不稳定性，也反映出其务实应对制度约束与政治不确定性的变通策略和内在逻辑。

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化的发展历程

欧洲议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的演进经历了从脆弱联盟到策略重组的结构性转型，其核心动力源于制度激励、资源整合与危机催化的三重互动。在早期阶段（1984-2007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议会党团制度激励下曾多次尝试建立联盟。从1984年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FN）带头创建的欧洲右翼党团（Group of the European Right，GER），到1999年快速解散的独立技术党团（Technical Group of Independents，TGI），再到2007年短暂存在的身份、传统和主权党团（Identity，Tradition and Sovereignty，ITS），这些政党联盟屡因成员流失或选举失利而解体。这显示出成员构成的稳定性对联盟存续的决定作用。2008年后，在金融危机与难民危机的驱动下，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进入策略整合与动态重组阶段。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在资源整合中已实现初步稳定；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危机催化下正持续进行结构重组。这一历程反映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议会内部合作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及其建立稳定政党联盟面临挑战的长期性和严峻性。

（一）政党联盟生成期

20世纪90年代初期，伴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的签署，欧盟一体化进程提速，同时引发了主权让渡与民主赤字等问题的激烈讨论，这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的生成提供了机会。1984年，法国国民阵线在其领导人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推动下，联合意大利社会运动（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MSI）和希腊国家政治联盟（Ethniki Politiki Enosis，E.P.E）共同组建了欧洲右翼党团（Group of the European Right，GER）。该党团最初由16名欧洲议会议员组成。但因南蒂罗尔问题分歧和领导人吉安弗兰科·菲尼（Gianfranco Fini）追求更温和形象，意大利社会运动最终选择了退出，希腊国家政治联盟随后也收回了支持，欧洲右翼党团解散。1989年，在德国共和党（Die Republikaner，REP）的六名欧洲议会议员、意大利北方联盟和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VB）各两名议员的支持下，欧洲右翼党团起死回生，并更名为欧洲右翼技术党团（Technical Group of the European Right，TGER）。然而，随着成员间的持续冲突，欧洲右翼技术党团长期只能作为一个技术性团体存在，几乎无法实现一致行动。1994年德国共和党因未达5%的选举门槛，失去了欧洲议会席位，最终导致党团解散。

1999年，独立技术党团成立仅数月就因内部不一致而被议会解散。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长久以来因为成员数量限制难以形成稳定的联盟。因此，独立技术党团不得不吸纳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这其中既包括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包括非民粹主义政党和极端自由主义政党。由于内部存在显著的意识形态差异，该党团成员结构松散，成立仅数月就被欧洲议会宪法事务委员会裁定缺乏一致的政治理念而解散。

2007年1月，身份、传统和主权党团成立，当年11月解散，也仅维持了十个月。该党团主要由极右翼、民族主义和保守派议员联合形成，其核心成员来自法国国民阵线、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意大利社会选择党（Alternativa Sociale，AS）以及罗马尼亚的大罗马尼亚党（Partidul Romania Mare，PRM）等。该党团以民族主义、文化认同和主权恢复为核心议题，反对欧盟一体化，主张保护传统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2007年11月罗马尼亚选举后，大罗马尼亚党仅获得4.15%的选票，没有代表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这导致身份、传统和主权党团不再符合欧洲议会党团“最低门槛”要求而解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再次因成员数量问题而失败。

欧洲议会的比例代表制与党团制度为小型政党提供了制度准入的可能性，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跨国联合的重要激励因素。然而，早期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普遍缺乏内部整合机制，意识形态分歧严重，导致联盟屡建屡败，难以持续稳定存在。此外，其联盟形式多呈“技术性合作”而非“功能性整合”的特征，暴露其组织结构的脆弱性。

（二）政党联盟稳定期

欧债危机导致欧盟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政治矛盾激化、社会危机叠加，由此助长了民粹主义兴起。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围绕反全球化、反一体化、反移民等共同诉求开始构建协作机制。同时，欧洲议会党团制度中的资源分配机制亦促使民粹政党倾向于维持稳定联盟，以获取资金支持、议程控制与议会席位等制度性红利。如表1所示，2009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议会中获得了更多席位，形成相对稳定的党团。第七届欧洲议会选举后，持“软疑欧”立场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成立，这标志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议会中首次成功组建稳定联盟，并开始适应议会制度。同年，独立与民主党团（Independence and Democracy Group，IND/DEM）与欧洲国家联盟（Union for Europe of the Nations，UEN）中具有民粹倾向的成员，重新组建了欧洲自由与民主党团（Europe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EFD）。该党团成员在主权至上诉求的共识基础上，旨在达成最低限度的政策协调。

第八届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在欧债危机背景下强化疑欧议题，同时吸纳更多的激进右翼政党。与此同时，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UKIP）和意大利五星运动党（Movimento 5 Stelle，M5S）抛弃政治分歧，也进行了一场“权宜联盟”，联合成立了欧洲自由与直接民主党团。2015年难民危机催生的“主权边界”共识则直接促成欧洲民族与自由党团（Europe of Nations and Freedom，ENF）成立。该党团主张联合反对欧洲一体化、强调民族主义、宣扬主权独立，并首次在激进疑欧主义与反移民议题上形成明确且稳定的合作平台。在这期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逐步表现出从“工具性联合”向“功能性协作”演进的趋势。联盟成员围绕特定议题构建最低共识，在资源激励与外部排斥的双重作用下强化组织凝聚力，这标志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跨国联合进入初步制度化阶段。

2019年以来，欧盟面临新冠疫情、俄乌战争、能源危机等一系列结构性挑战，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借此强化对社会焦虑与疑欧主义的政治动员。危机成为联盟重组与议题更新的重要催化剂，促进了原有党团的结构重组。第九届欧洲议会中，认同与民主党团（Identity and Democracy，ID）取代欧洲民族与自由党团成为欧洲议会中新的民粹主义党团。此外，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在应对“绿色协议”、能源自主与移民问题上持续右倾，逐步呈现出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融合的趋势。

第十届欧洲议会共选举出720个席位，其中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78个席位，该党团反对欧盟政治一体化，力图维护民族身份和国家主权。2024年6月，欧洲爱国者党团（Patriots for Europe，PfE）成立，该党团几乎包括认同与民主党团的所有成员，并成为欧洲议会第三大党团，其基本理念是增加民族国家的权力。主权国家欧洲（Europe of Sovereign Nations，ESN）是第十届欧洲议会中最小的党团，由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AfD）主导成立，拥有25名成员，其主要政治主张是反对“绿色协议”、反对移民、反对欧洲的伊斯兰化，希望欧盟的权力回归到国家层面。在这一阶段，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已从被动结盟转向策略性重组。在危机事件与议题变动的推动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根据策略目标进行流动与重构，形成更加弹性化、议题导向型的新联盟结构。

表1 2009-2024年历届欧洲议会民粹主义党团

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的类型划分

以上分别从理论与实践角度梳理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的生成机制与发展历程。这些联盟的组织结构稳定程度不一，疑欧主义立场强度不同，这两个维度共同左右着联盟的类型与方向，因为结构稳定程度是决定政党联盟在议会周期中维持组织连续性与制度嵌入性的核心因素，而疑欧主义立场是当下欧洲议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和联盟形成的重要黏合剂。以“结构稳定程度”与“疑欧主义强度”为纵横维度，可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划分为四种组合，如图2所示，分别是：制度嵌入型联盟、策略整合型联盟、边缘生存型联盟、危机驱动型联盟。制度嵌入型联盟以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为代表，具有较高的组织稳定性和制度适应能力，通过温和的疑欧立场与议题协作维持联盟稳定性，具备持续性制度参与的能力；策略整合型联盟以欧洲爱国者党团为代表，持强疑欧主义立场，并通过对议题的策略性整合与成员协调，不断推动着党团的跨国扩张与灵活重组；边缘生存型联盟则以主权国家欧洲党团为代表，在制度排斥与组织孤立的双重压力下，勉强以最低门槛维持党团身份；危机驱动型联盟以欧洲自由与直接民主党团为代表，主要依托特定政治危机获得动员效应，虽然强疑欧主义立场具备阶段性议题爆发力，但缺乏稳定的组织共识与持久协调机制，这类联盟往往在危机过后逐步瓦解。

图2 欧洲议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类型

（一）制度嵌入型联盟

制度嵌入型联盟是欧洲议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中稳定性与适应性最强的类型，联盟的生成与延续高度依赖对欧洲议会党团制度及其资源配置规则的结构性适应。在生成机制上，“欧洲现实主义”（Eurorealism）是该类型联盟的主导意识形态，作为“软疑欧主义”的策略性实践，该理念构建了一条介于激进疑欧主义与亲联邦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通过有条件接受有限一体化并坚决反对超国家扩权，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制度内生存与发展的可行路径。制度嵌入型联盟通过“批判性参与”与“去激进化”策略，有效规避了主流政党设立的“警戒线”（cordon sanitaire），使联盟得以获得议会党团资格、参与资源分配与立法过程。同时，该类型联盟通过吸纳东欧保守政党等方式扩大组织基础，努力提升结构稳定性与制度嵌入能力。

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的稳定性植根于制度激励与资源整合的双重良性互动。该联盟由英国保守党于2009年牵头建立，随后由波兰法律与正义党（Prawo i Sprawiedliwo ść，PiS）和意大利兄弟党（Fratelli d’ Italia，FdI）接续主导，实现了从西欧保守主义到中东欧民族保守主义的权力重心转移，并通过调适政治立场与制度路径，实现了从边缘抗争向制度内反对的转型。首先，该党团持续稳定地满足欧洲议会的“双重门槛”要求，成员国覆盖范围广泛。党团成员从2009年的8个创始成员国、54名欧洲议会议员，扩展至2024年18个欧盟成员国、78名欧洲议会成员。其次，该党团也是右翼阵营中唯一在欧洲议会掌握重要职权的党团。在第十届欧洲议会中共获得15个关键职位，包括3个委员会主席、10个委员会副主席和2名副议长。再次，该党团在布鲁塞尔长期设有总部，拥有专业化的组织运作体系与核心领导成员，并持续通过欧洲议会资源的分配规则发挥影响力。最后，该党团的稳定性还体现在其应对外部变局的弹性策略上。尽管英国脱欧导致创始党英国保守党退出，但通过强化对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吸纳能力与“软疑欧”身份认同，该党团成功稳固了联盟基础并持续吸收新成员，展现出对欧洲议会党团规则的高度适应能力和制度嵌入特征。

（二）策略整合型联盟

策略整合型联盟是以资源获取为目标、以议题调和为手段、以联盟延续为导向的跨国政党协作模式。它依托疑欧议题的选择性共识与制度性资源的灵活运用形成联盟，并通过“议题协同”与“符号政治”来提升组织的协调性与舆论识别度，从而稳定获取议会资源，维持联盟连续性。欧洲爱国者党团是其典型代表，该党团来源于欧洲民族与自由党团，之后又重组更名为认同与民主党团。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自2011年当选法国国民阵线主席以来，不断改善该党的形象，淡化极右翼色彩，转向经济民粹主义和疑欧主义立场，并致力于将党派从其父亲的极端形象中脱离出来，强调更广泛的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议题。意大利北方联盟领导人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也在2013年将党派秉持的北方区域主义和反中央集权立场转变为民族主义和疑欧主义立场。他的名言是“欧盟是噩梦”，声称要“接管欧洲”。两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领导人均以鲜明的强疑欧态度增加联盟的共识，使疑欧主义立场成为维系党团凝聚力与动员选民的核心纲领。

自2015年由法国国民阵线主导成立欧洲民族与自由党团以来，该联盟历经多轮更名与重组，但其核心成员始终由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联盟党（Lega）、奥地利自由党（Freiheitliche Partei Österreichs，FPÖ）、荷兰自由党（Partij voor de Vrijheid，PVV）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构成。认同与民主党团在第九届欧洲议会中有49个席位，除意大利联盟党（22席）、法国国民联盟（18席）等大党外，还包括欧洲民族与自由党团的成员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奥地利自由党、捷克的新自由与直接民主党（Svoboda a p římá demokracie，SPD）和爱沙尼亚保守人民党（Eesti Konservatiivne Rahvaerakond，EKRE）。2024年6月，匈牙利青民盟（Fidesz）、奥地利自由党等共同发起成立欧洲爱国者党团，该党团在随后的欧洲议会重组中吸纳原认同与民主党团的大部分成员，一跃成为欧洲议会第三大党团，席位数达84席，其中法国国民联盟占据30席，匈牙利青民盟11席、意大利联盟党8席、奥地利自由党和荷兰自由党分别6席。

在联盟维系阶段，欧洲爱国者党团优先聚焦于共识度高的主权恢复、移民限制与文化认同等议题，搁置气候政策、数字治理等高争议领域，最大限度减少内部摩擦。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待一体化的态度和移民立场高度一致，议题协同不仅规避了因内部立场冲突导致的联盟崩塌风险，还通过构建“基督教文明捍卫者”叙事强化跨国民粹主义动员的共鸣效果。2019至2024年期间，该党团的优先事项是维护成员国家主权，反对欧盟权力集中；保护欧盟外部边界，有效遣返非法移民；保护欧洲文明和基督教遗产，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谈判，反对设立欧元区预算和欧盟直接税，推动以国家为基础的欧洲合作模式。与此同时，策略整合型联盟善于借助党团名称构建“反建制”集体身份，例如“认同与民主”“欧洲爱国者”等称谓不仅传递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具备高度的符号动员功能。

由此可见，策略整合型联盟是欧洲议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中最具弹性的类型。其生成机制立足于对制度激励的理性响应，维系逻辑依赖于议题协同与资源协调，优化重组则基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调整。该联盟虽缺乏制度化的组织纪律，但能通过强疑欧立场、反一体化议题构建集体认同，将碎片化的民粹诉求升格为统一立场，并通过重组与议题调整灵活适应欧洲多层治理结构，从而将制度危机与民主赤字转化为政治动员与合法性资源，展现出制度适应能力与非传统权力建构特色。

（三）边缘生存型联盟

边缘生存型联盟源于制度边缘化与组织排外化压力下的被动重组。它通常由被主流党团排除在外的极右翼政党所主导，以维持在欧洲议会中的制度合法性与资源可得性为生存目标，其策略更注重满足欧洲议会“最低门槛”。主权国家欧洲党团是该类型的典型代表。该党团成立于2024年7月，是欧洲议会中最小的党团，成员主要是德国选择党、波兰自由与独立联合会（Konfederacja）和保加利亚复兴党（Vazrazhdane）。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德国选择党因纳粹历史言论争议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前被认同与民主党团开除。在失去原有的制度依附关系后，德国选择党为了维持其在欧洲议会中的生存，集合被主流政治排斥的边缘政党组成新的最低规模联盟。主权国家欧洲党团延续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在主权、文化、绿色议题上的典型特征，强调反对欧盟一体化、抵制移民政策与欧洲绿色新政，主张将权力“归还国家”并保护欧洲基督教文明。然而，尽管该党团在符号话语上具备一定的一致性，但由于内部缺乏系统的议题协同机制，也未建立起稳定的政策平台，因而在欧洲议会中几乎不能对立法过程产生实质性影响。此外，由于部分成员政党的激进立场及争议性言论，该党团在欧洲议会内不仅受到主流政党的制度性排斥，也在议会职务分配和议程控制方面遭到系统性的边缘化对待。

从联盟生成机制视角来看，边缘生存型联盟反映的是制度排斥化与组织边缘化共同作用下的“反应式结盟”路径。不同于主动追求资源整合的策略性联盟或在制度激励下稳定发展的嵌入型联盟，该类型联盟是在失去原有制度容纳空间后通过被动重组实现党团存续的务实性操作。其功能更多聚焦于如何维系其在欧洲议会的基本权利，而非实际推动跨国政策协调或形成议题同盟。因此，该类型联盟不仅在制度层面上表现为弱嵌入状态，还常因缺乏组织认同与议题协同而处于脆弱的生存状态，显示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在结构性压力下自保的权宜之计。

（四）危机驱动型联盟

危机事件作为外部变量不仅是联盟生成的重要触发因素，也塑造了联盟存在的周期性特征。危机驱动型联盟通常依托突发的结构性危机，如欧元区债务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危机而形成，其生成机制更多体现为对危机议题与社会情绪的即时回应，而非对制度资源的长期适应与内生整合。欧洲自由与直接民主党团是该类型联盟的典型代表，其前身是欧洲自由民主党团。2009年至2014年间，欧洲自由民主党团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主要集结平台，其成员包括英国独立党、丹麦人民党（Dansk Folkeparti，DF）、芬兰人党（Perussuomalaiset，PS）以及意大利北方联盟等。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欧洲自由民主党团经历了一次重要的重组，英国独立党联合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瑞典民主党（Sverigedemokraterna，SD）等新成员加入后，该党团更名为欧洲自由与直接民主党团，在欧洲议会中的席位增加到48个，其中英国独立党和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分别贡献了24个和17个席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的领导下，英国独立党始终是该党团中议员人数最多的政党。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英国正式退出欧盟，英国独立党失去在欧洲议会中的席位，直接导致欧洲自由与直接民主党团的解散。

欧洲自由与直接民主党团在议题设定上体现出强烈的反欧盟情绪，对“主权让渡”“移民控制”“欧盟官僚主义”持强烈批评的态度，其成员大多在本国政治中也以反对欧洲一体化和反建制立场为标志。在法拉奇领导下，英国独立党主导了党团的议程方向，其“脱欧”话语在欧洲议会中被有效放大。同时，欧洲自由与直接民主党团通过党团运作机制争取到了议会副主席职位以及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位。然而，该党团的核心联结基础始终是基于对欧盟的反对，而非政策共识或组织纪律，这导致组织内部极度脆弱。例如，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在移民政策上与瑞典民主党分歧明显，导致党团内部多次协调失败。2017年，五星运动尝试转投欧洲自由民主联盟（Alliance of Liberals and Democrats for Europe，ALDE），虽未成功但反映出其对欧洲自由与直接民主党团的信任缺失。这种内部分裂最终在英国脱欧后彻底爆发，随着英国独立党退出，欧洲自由与直接民主党团因成员数未达到党团的门槛而被迫解散。

在危机情境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放大特定社会议题迅速生成联盟，借此摄取制度资源与公共注意力，但随着危机退潮与议题热度下降，联盟由于缺乏组织稳定性与政策整合能力，往往迅速陷入危机直至解体。这种由事件触发资源博弈但随之引发联盟瓦解的境遇，凸显出其对外部情境的高度依赖性和议题政治的结构脆弱性。

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化的影响与前景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在欧洲议会中的崛起，不仅反映出部分民众对欧盟权力集中化与精英主导治理模式的不满，也揭示了欧洲一体化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政治分裂与挑战。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化的发展前景既取决于其组织结构稳定程度，也受制于其疑欧主义立场对欧盟政策制定和一体化进程的冲击影响程度。

（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化的影响

当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的疑欧立场已从早期体制外抗议发展为制度性抗衡，并以疑欧主义为基本纲领、以身份政治为动员工具、以策略实用主义为行动准则反对欧洲一体化，其影响不容小觑。

首先，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的兴起导致欧盟政策制定面临更大阻力。民粹主义党团普遍持疑欧主义、反一体化立场，主张将更多权力返还给成员国，这必将加剧欧洲议会内部的政策对抗，使得欧盟在推动统一的政策和立法方面遇到更大的挑战。从近年来欧盟在难民分摊、绿色新政、气候政策上遭受的决策困境看，未来欧盟的政策制定和立法过程中的对立与僵持恐怕难以避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结成联盟会影响欧盟在预算、移民、环境、安全和扩大方面的政策，还会削弱主流政党应对跨国性危机的政治统一性。

其次，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及其制度化嵌入将对欧盟的民主制度产生冲击。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兴起得益于欧盟和欧洲议会的制度设计，但民粹主义党团势力发展又对欧洲议会民主制度运作产生了强烈冲击。民粹主义党团反对欧洲一体化，主张改革欧盟，逐渐成为欧盟精英政治的反对派。在欧洲议会中民粹主义党团通过提出反一体化立法与修正案、影响议程设置与辩论、参与立法投票、制造公共舆论等方式反对欧盟。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的崛起对欧盟的代议制民主提出了挑战，并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其民主合法性。

再次，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壮大将加剧欧盟政治对立和一体化困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的兴起加剧了欧洲政治的极化现象，欧盟的共识政治基础遭受冲击。在欧洲议会内部，传统主流政党与民粹主义政党之间的对立日益明显，政治分歧进一步扩大。短期而言，民粹主义党团通过将疑欧主义纲领化和身份政治工具化，可以有效干扰并重塑主流议程设置，迫使亲欧派在政策上作出妥协；长期而言，其反全球化的民族主义转向、反一体化的疑欧主义立场可能推动欧盟出现权力“再国家化”趋势，促使欧洲一体化进程由进取性深化阶段转入收缩性守成阶段。

最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还有可能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欧洲民粹主义与一体化的角力，不仅是欧盟内部治理危机的体现，也映射出全球化遭遇反弹与多边主义面临挑战等问题。欧洲议会内部的博弈不仅会弱化欧盟应对内外挑战的能力，还可能影响大西洋关系的走向。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勒庞被判刑，德国选择党的魏德尔（Alice Weidel）无缘本国总理宝座，这似乎已经引起了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不满”，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25年慕安会上就民主、移民等问题直言不讳地抨击欧洲，声称欧盟当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其内部，并指责欧洲国家背离了“最基本的价值观”。“让美国再次伟大”与“让欧洲再次伟大”是相融还是相斥？值得观察。

（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化的前景

目前，欧洲议会中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正处于制度嵌入与功能扩张的关键阶段，其未来走向将在组织策略、危机反应与制度回应之间动态博弈。尽管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在组织结构上仍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但议会制度激励的延续与社会结构性焦虑的积累，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社会政治基础。

首先，部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逐渐从抗议型向制度参与型组织转化。如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已逐步参与议会内部资源分配机制，在欧洲议会中形成稳定的联盟，并通过“软疑欧”“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构建出具有制度吸纳力的反一体化议题。这不仅有效规避了主流政党的制度排斥，还在欧洲议会中逐步形成稳定的组织基础和政策话语权。未来制度嵌入型联盟可能进一步拓展其成员结构，吸纳更多中东欧的保守政党，以提升对议会议程的影响力。

其次，策略整合型联盟或将通过不断重组与议题调整来扩大其政治版图。欧洲爱国者党团的崛起表明，围绕高度共识议题的“选择性协作”机制具备显著的联盟延展能力。策略整合型联盟将更趋向“横向联合”与“议题同盟”的网络化发展，以适应欧洲议会政治版图的碎片化格局。这种策略型整合虽能维持组织的相对稳定，但对危机情境与成员流动仍保持高度敏感，成为中短期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合作的重要方式。

最后，边缘生存型联盟、危机驱动型联盟成为建设性政治力量还需时日。边缘生存型联盟未来可能通过非制度化渠道为激进议程和反主流言论提供温床，进而对欧洲议会的协商民主与治理共识形成干扰，成为加剧极化与政治不确定性的力量。危机驱动型联盟受外部社会情绪的波动性影响较大，一旦经济不确定性、地缘安全威胁、环境转型压力、难民输入等议题发酵，便有可能在特定阶段迅速壮大，但受制于其组织结构，要发挥长远性影响还需加强内部能力建设和制度化转型。

总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对欧洲议会乃至欧盟整体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未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作为欧洲议会中非建制、非精英、非传统的“反对派”如何在欧盟制度框架内求生存？是“鱼死网破”，还是“相安无事”，抑或“臣服归顺”？时间将会给出进一步的答案。

【文章转载自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