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4日上午，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副院长王勤教授在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做了题为“‘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进展与影响：以东盟成员为例”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由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武元教授主持。讲座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厦大群贤视频号上同步直播。

2021年10月，美国总统拜登在奥巴马、特朗普政府“战略遗产”的基础上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构想，这一战略构想对中国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威胁性，是美国加快部署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工具。目前，“印太经济框架”共有14个成员，东盟十国就有7国在列，是“印太经济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东盟成员，研究“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进展与影响，对于中国充分认知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选择，进而精准施策具有重要意义。

王勤教授以最近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IPEF第四轮谈判为切入点，指出当前“印太经济框架”（IPEF）正处于谈判的关键阶段，四大支柱已完成第二支柱的协议谈判，整体尚未成型。王教授首先梳理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进展，指出“印太经济框架”实际上是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版，日本、印度、欧盟、韩国、东盟对美国“印太战略”均积极跟进，中国、俄罗斯则批评美国是抱守冷战思维，推进“印太战略”，对本地区和平稳定造成消极影响。在全面展示各国和地区对“印太经济框架”（IPEF）立场的基础上，王勤教授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印太经济框架”的四大支柱，即公平与弹性的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公平经济。

接着，王勤教授着重探讨“东盟成员为何参与IPEF”这一问题，他认为主要有三大动因。一是增进东盟—美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二是IPEF迎合了东盟成员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需求；三是东盟与IPEF其他成员具有紧密经贸关系。具体而言，2021年东盟国家与IPEF主要成员双边贸易占东盟进出口贸易一半以上，东盟十大区外贸易伙伴中IPEF其他成员占六个，十大FDI来源国中IPEF其他成员占三个，且美国连续多年是最大来源国，此外，东盟七国已与IPEF其他成员签署了一系列自贸协定。

之后，王勤教授进一步阐述了东盟成员参与“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政策动向。他指出，东盟成员针对“印太经济框架”（IPEF）四大支柱已经采取一定措施，一是调整贸易政策，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应对美国实行的“公平贸易”政策等；二是加快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东盟国家利用西方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和区位布局的调整，促进本国中小公司成为跨国公司的供应商，加快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进程；三是吸引区内外清洁能源的投资，当前东盟国家一方面相继出台绿色发展战略，吸引清洁能源投资，促进绿色低碳经济转型，另一方面，与IPEF其他成员的清洁能源合作已全面展开；四是东盟六国已加入全球最低税（GMT）规则。

随后，王勤教授谈及“印太经济框架”的四大支柱对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影响。在公平和弹性贸易方面，近年来美国对来自东盟国家进口商品进行贸易调查和加征关税的案例增多，其中不少案例是针对中国企业的“迂回出口”；在供应链方面，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以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贸易为基础，美国以“友岸外包”建立供应链将侵蚀这一基础；在清洁能源方面，中国在这一领域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美国通过其“印太经济框架”力求夺取主导权；在公平经济方面，由于长期以来东盟国家以低税率吸引外资，而“印太经济框架”中推进全球最低税（GMT）规则将直接影响东盟引进外资的政策，该方案也将对中资企业的大型项目落地产生一定影响。

基于上述探讨，王勤教授提出了几点看法。他指出我们不能忽视IPEF，需要充分认识IPEF明显的针对性和潜在的威胁性。面对IPEF下全球价值链重构，既要确保现有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也要积极借助自身优势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供应链。在清洁能源转型这一领域，中国应以“东盟所需、中国所长”，扩大清洁经济和能源转型领域的合作。此外，我们还需要关注东盟国家应对全球最低企业税的政策调整，调整投资战略和经营模式，以适应全球最低企业税的合规要求。

讲座结束后，王勤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互动，围绕“如何构建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面对东盟国家内部发展程度不同，印太经济框所提出的清洁能源发展是否会造成东盟内部的冲突与分裂”“中国企业能够采取一些主动措施以应对相应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陈武元教授对本场讲座进行总结，他指出，本次讲座对“印太经济框架”（IPEF）全面且清晰的解读能够启发我们思考，在中美博弈日渐明朗化的情况下，从“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一战略能够看到贸易政治化日益鲜明，针对这一战略影响多领域、多方面的现实状况，各领域学者应对其加强关注和跟进研究，提出真招实策，化解IPEF对我国对外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本次讲座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