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3日上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老师应厦门大学陈武元教授之邀在线上做了题为“统筹‘一带一路’发展与安全的融合模式”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由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武元教授主持。

翟崑教授主要从“一带一路”安全化问题、“一带一路”悖论、西方对“一带一路”安全化构建的内在矛盾以及“一带一路”五个统筹的融合模式这四个方面对统筹“一带一路”发展与安全的融合模式进行剖析。

翟老师在介绍西方对“一带一路”安全化的过程中指出，西方将“一带一路”视为对西方秩序的安全挑战，认为“一带一路”可能动摇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因而产生了焦虑感和危机感，这是其对“一带一路”这一国际经济合作倡议进行安全化构建的动机。随后，他以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与美国地缘政治家帕拉格·康纳的《超级版图》为切入点，介绍了西方对“一带一路”不同时期的认识与转变。翟老师认为西方在应对“一带一路”上主要有“以发展对发展”、“以安全对发展”两种方式。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发展属性和发展模式逐步成型，西方“以发展对发展”的应对方式难度逐步增大。因此，西方应对方式主要从“以安全对发展”方式出发即对“一带一路”实施“安全化”构建，在认知上和行动上将“一带一路”包装成一个安全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之后，翟老师梳理了西方对“一带一路”的认知转变过程及安全化全过程。他认为在行动上西方对“一带一路”安全化建构主要通过动用体系力量进行系统打击已达到恶化中国外部环境、构建对华敌意网络以及分化拉拢对华友好国家的目的。

接着，翟老师谈到了“一带一路”悖论。他认为当前西方对于“一带一路”系统化的安全化构建已经成型，加剧了“一带一路”发展与安全的悖论，使得“一带一路”的安全风险进一步凸显。翟老师指出我国的“一带一路”包含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卫生健康丝绸之路等多个领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世界的需求不断进行转型升级与拓展。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的转型升级，西方对于“一带一路”威胁论也随之变体。他强调，西方疫情期间各种逆全球化举措使得在全球合作中经济安全成为各国最主要的考虑因素，对经济安全的过度重视将不利于疫情之后我国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亦不利于“一带一路”合作领域的转型升级。

然后，翟老师分析了西方对“一带一路”安全化构建也存在三重困境。首先，西方对抗中国的战略成本和维护世界体系的成本在不断增加。从长期来看西方对“一带一路”的阻碍并不利于维护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在效果上也存在由强转弱的趋势。其次，西方国家内的政企矛盾、西方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国家的体系化困境。西方国家内的政企矛盾表现为西方国家的政策并不符合全球性跨国公司的发展利益与资本运作规律。再次，西方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中国为新兴经济体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与多边融资途径，新兴经济体与中国经济合作需求大，西方国家阻碍新兴经济体与中国合作的举措不得人心。

最后，翟老师认为习近平主席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提出的“五个统筹”的融合模式为超越西方制造的“一带一路”安全化困境提供了解困之道。他分别从“五个统筹”的不同侧重点出发详细介绍了“五个统筹”在应对西方安全化构建与战略效应悖论的应对之策与解悖之道。

讲座结束后，大家踊跃提问。在现场交流环节，翟老师与现场师生就“俄乌冲突可能会给丝绸之路建设带来什么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加强调安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当前东南亚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在安全上靠美国的现状？”以及“数字化发展对‘一带一路’安全有何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此外，翟崑教授与陈武元教授就如何提升区域国别研究热度与平衡论文与咨询报告以及区域国别研究论文发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陈武元教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并表示翟教授的讲座从安全与发展的困境角度出发开拓了同学们的视野，在当前中西方竞争对抗日益显著的背景下，更需要专家学者为国家外交政策提供建议，在斗争中争取更多的和平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