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副教授、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新兴市场研究院副院长刘倩老师应邀在云端做了题为“‘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政治效应”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由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武元教授主持。

政治与经济是“一带一路”倡议最主要的两大背景维度。“一带一路”首先是一个经济合作倡议。中国的发展不断改善民生，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支持度随之提升。刘老师提出了她的研究问题：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改善沿线国家民生，是否可以提高当地民众真实人民获得感，从而增强民众对本国政府和中国道路的认同？换言之，“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是否可以在政治领域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

接着，刘老师分享了相关领域已有的研究，表明：国际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密不可分，经贸关系会影响到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有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东道国为了吸引外资，需要改善国家治理水平，提升营商环境。FDI往往有助于缓解东道国国内的社会冲突，也有助于降低东道国的意败，提升其国内行政管理绩效。也有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发展并不总是正向的，例如，中国在拉美的经济活动就引起了当地民众对中国看法的两极分化。在相关研究中，民意或民众主观感知的研究不仅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研究话题，也是衡量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维度，并最终影响到不同国家的政策。此外，经典的“观众成本”理论认为，民众的感知和偏好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公共和外交政策的形成。刘老师认为，已有的文献多以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为例，关于对外投资对东道国治理改善多以吸引外资或加强政府统治为目的，且前提假设多直接默认FDI的作用是单调的。而有关发展中国家OFDI对东道国民众感知的影响和对外投资让东道国民众有确实获得感的机制却少有研究或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因此，刘老师期望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对该领域进行补充和扩展。

随后，针对FDI和OFDI，刘老师构建了两个理论框架：第一，FDI的数量和东道国民众关于其效果的感知存在着非单调的倒U型关系。理论上，经济回报满足边际收益递减；实践上，在FDI数量较少时，每增加一单位 FDI数量带来的经济增加值较高，可以抵消掉其可能带来的社会成本，但FDI增加到一定数量后民众感知的综合净收益会有所下降。第二，OFDI在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通过信息传递的方式来增强民众对本国政府和中国道路的认同。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刘老师提出三个假说：第一，东道国民众对中国的正面感知受到中国对东道国OFDI的非单调影响；第二，东道国民众对中国在当地影响的正面感知有助于提升其对中国道路的认同感；第三，东道国民众对中国在当地影响的正面感知有助于提升其对本国政府的满意度。

然后，刘老师用FDI度量两国直接经济合作的程度用民意代表政治效应，以中国—东盟“一带一路”合作为例，采用微观调查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定量实证研究，分析了来自中国的 FDI 如何影响东道国民众对中国影响力的主观感知，进行假设验证。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民众关于中国在当地产生积极影响的感知受到中国在东道国 FDI 数量的非单调影响，只有 FDI 的数量保持在恰当范围内才能使东道国民众关于中国影响力的正面感知处于较高水平。此外，东道国民众对投资来源国的正面感知也与个人经历、教育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来自中国的 FDI 数量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影响东道国民众对中国的正面感知，但并非越多越好；同时，在国际经济合作中需要关注东道国的民生福祉及其民众的真实获得感，获得感是反映合作质量的重要维度。只有多管齐下、全面深化合作，才能不断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最后，刘老师分享了自己的学术心得与研究启示。在现场交流环节，大家就“中国的对外投资并非随机的，往往是有选择的，对于此类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如何处理”和“来华留学生是否会对中国的认可度更高”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此外，刘老师与陈武元教授就一带一路研究院建设、研究和跨学科平台考核制度、评价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就“一带一路”研究平台建设的意义和发展远景达成共识。“一带一路”建设是千年大计，两校的“一带一路”科研平台也都有很长的路要走，两位老师希望双方能够加强合作，互通有无，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高校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