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1日上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宣长春助理教授在嘉庚四号楼一带一路研究院报告厅420做了题为“文化视角下‘一带一路’研究的路径选择与思考”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由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武元教授主持。

宣老师从“中国威胁论”“债务陷阱论”等常见污名出发，首先对比了西方国家与中国从不同角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引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和合共生”的思想，并深度探讨了“和合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中国传统哲学核心的渊源与价值。宣老师认为，与西方国家的零和思维不同，“和合思想”的包容中庸性是中国在国际合作中寻求互利共赢的思想基础。其背后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处理好“一多关系”，即在同一纲领设计下，在“五通”“三同”等多样性渠道与多种国情环境中，多“通”合“一”，多“同”合“和”，进而融通文化间的差异，一多互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的传播行稳致远。

随后，宣老师提到，新闻传播学科应当在整体视角下关注世界范围的“一带一路”倡议舆情，也应该关注文化作为元命题在传播研究中的价值。因此，他力图扩展新闻学科研究的边界，在文化距离视野下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在不同国家报道的情感倾向。宣老师结合具身传播、社会认同理论与经济学中对文化距离倒U型影响曲线等理论，分别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非沿线国家报道的情感倾向、话语结构做出假设，阐述了文化距离对二者的影响。

在实证过程中，宣老师通过ProQuest数据库获取了海外英文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从2013年至2019年的4918篇新闻报道，应用计算传播方法，对文本进行情感分析与语义网络分析，并结合霍夫斯泰德的文化距离模型，测算出“一带一路”沿线与非沿线数十个国家与中国的文化距离数值。结果显示，沿线国家与非沿线国家在正面和负面词汇比例与情感极性上有显著差异。在具体文本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感态度更加正面，也更常使用积极的词汇，非沿线国家则以所在国政府的立场为主导，关注战略属性，侧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各种“风险”。

接着，通过构建模型，宣老师发现，文化距离的确影响情感态度走向，且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机制不同。沿线国家的文化距离和情感倾向呈现出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文化距离适度会促进正面情感态度，文化距离过近或过远会阻碍正面情感倾向。而在非沿线国家，文化距离和情感倾向体现为一种线性负向关系，文化距离越远情感倾向越负面。

宣老师认为，“文化距离”这一理论视角的引入，不仅为深入理解各国舆论环境的差异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各国展开差异化传播提供了实践指导。文化距离过远可能会导致两国之间价值观念等方面有难以弥合的差异，文化距离过近则可能会导致战略腹地的倾轧。为此，我们要重视文化距离的影响，因势利导，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而当文化距离过远或过近时，则需要积极调动其他因素，如政府行为，来抵消文化距离的阻碍作用。对于非沿线国家，需用平易的视角拉近彼此的距离，用融通的情感共振彼此的心灵。因此，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推动“民心相通”需要因症施策、一国一策。

讲座反响热烈，现场来自不同专业的中外籍师生与宣老师进行了积极互动，就“机器学习与词典法在情感分析中的差异”“中国在今后与美国印度等非沿线大国的关系”“跨文化交流中保持独立或融入他者”等问题做了深入交流。陈武元教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他肯定了宣老师的研究在“一带一路”倡议传播实践中的重要性，并结合自身留学经历与国际教育研究，强调新闻传播学、教育学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可以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他希望宣老师能够在科研上再创新高，也勉励同学们提高现实观察力，做出扎实又灵动的研究。